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本书的核心在于了解政府是什么，为什么
前篇我们介绍了地方政府为了搞钱通过土地作为杠杆撬动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有三种特点
1. 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人，有效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推高了房价和居民负债水平，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差距扩大（也是土地流转机制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原因）
2. 招商引资的竞争中看重规模和扩张，有效推动企业成长和工业化速度，但是随之带来的企业-地方政府-居民之间债务互相作用，加大了经济债务风险（所以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处理风险）
3. 整体发展战略生产投资＞消费，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外贸交易提升我国经济实力和制造业水平，缺点是经济结构不平衡，导致资源都给了企业，居民没有享受到发展红利的大头，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同时过剩的产能向外输出使得贸易冲突加剧（所以在重新定义矛盾后，提出了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改革策略）
第五章，城市化与不平衡
大多数人对生活不满意，通常是因为喜欢的工作离家太远，能做的工作城市房价太高买不起，去不了的远方回不了的故乡就是大多数人的困境，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导致的
发展需要钱，而地方政府是通过土地资本化弄来的钱，这些钱被房地产-银行-地方财政这个强关系联合体所绑架，忽视了城市化最核心的要素是人，虽然城市化进程已经达到60%，实际上真正享受到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只有44%，也就是说两亿人因为户籍制度导致在城市工作为城市创造财富却无法享受发展的红利，自己反而成为了红利本身被别人享受
这个章节就是讨论这种城市化带来的不平等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产生，有哪些对应的改革措施的
第一节，房价和居民债务
房价是居高不下是土地财政主导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这就导致大多数居民负债生活，也就是通过借贷买的房子，透支了未来的钱来过现在的生活，随着市场经济的主导下金融借贷越来越普及，消费主义盛行，这样反而加剧了居民负债，同时没有改变现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财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如果居民负债到了无法履约的程度，就会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就是债务风险
美国就因为这个原因引发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导致底层50%的居民40年的积累化为乌有
然而在我国不太可能出现这种系统性风险，因为首付比例一般超过30%，只要房价暴跌程度不超过首付，居民不会放弃首付而去违约，并且住房贷款证券率只有3%，远远没有达到美国的63%，同时对金融外资的管制下很少外资参与住房市场，所以雪崩式风险不太可能在我国出现
但是，不可能出现不代表没有问题，贫富差距依然在扩大，各种不平等问题依然增长，根本问题还是在如何提高人均收入，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第二节，不平衡与要素市场改革
国内有各种矛盾和不平等现象，到了2017年的时候，国家直接给这种矛盾定下基调，确定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说人话就是发展是发展了，但是有的人过上好日子了，有的人没过上，这就是矛盾所在
人口流动和收入平衡
低收入群体要提高收入，就要去发达城市打工，然后发达城市提供可观的收入，如果大家都能自由的选择，并且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和资源，那就完全不会有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也不会有那么多社会问题出现
然而我国人口流动是有限制的，由于地方政府经济依靠土地财政，注重经济发展，资源向资本企业倾斜，导致公共服务建设资金有限供给不足，所以不会让外来人口享受福利，也就是户籍制度限制
以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参考，人口可以自由选择定居城市，没有户籍制度限制，带来的结果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gdp占全国15%，有的州甚至连1%都没有，并且这个和人口是正相关的，有钱的州人越多，没钱的州人越少，虽然每个州经济发展规模不平衡，但是在落后的州里大家的生活水平是差不多的
我国情况就复杂的多，由于人口限制，所以会出现有的省份发达地区人口不多可以人均收入就很高，公共服务也很棒，有的地方经济和发达地区差不多但是人口特别多，导致人均收入还是低，有的更加困难经济差人口多
也就是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资源是有限的，无法无限制的容纳人口的流入，从而出现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入
实际上城市化建设不只是需要能够买得起房或者能够投资的所谓高端人才或者资本，也需要大量的第三产业人员为城市提供各种低技能服务，他们也会创造大量价值和资源，然而实际情况确是城市通过垄断可建设土地+房产绑定户籍的制度让这些人无法在留在城市生活，如同为城市提供动力的人形电池一样，年轻提供劳动力，老了就回到农村\四五线城市或者直接因为无法负担医疗疾病费用而消失
有问题就有改革，为此，国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首先是打破城市对建设用地的垄断，把农村土地的使用权承包权和所有权分开，让使用权流入市场交易，同时按照常住人口来规划公共服务供给，并且2019放开常住人口在200万-300万的落户限制，放宽300-500万人口城市的落户条件，超特大城市调整积分落户政策提高落户规模
也就是国家确实意识到人口才是城市化的核心要素，而吸引人口的核心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增加人口流动性和选择权，毕竟背后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带来的社会问题很严重（其实就是收益和亏损的问题，一直这样搞下去就没人了，城市老龄化，农村人又进不来，城市姥爷没人服务，空城了就没得税收了）
第三节，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简单说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贫富差距确实在，但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在增长，那么社会对贫富差距敏感度就没有那么高，社会矛盾也没有那么激烈（毕竟自己生活水平确实变好了），增长速度放慢，有钱人反而更有钱了，低收入群体没钱，社会矛盾就容易触发
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都一样，都没钱，吃大锅饭，但是改革开放后引入市场经济和外部资本，带来的经济的极大增长，收入差距开始拉大
由于70后的上一代普遍没有积累，所以大部分人都是靠自己打拼或者从新建立关系资源人脉去积累财富，然而80后90后这两代就不是这样的情况了，快速增长带来的财富并不是平等分配的，想要在起步的时候，大家就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了，来自各种个人能力，人脉关系，利益集团的拼爹式财富增长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他们所面临的投资风险和受教育基础等完全不同，特别是最重要的房产，中国并没有房产税和继承税，富人传承财富是100%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收入最高的20%的人占据了48%的收入，收入最低的20%只占据了5%，并且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新的机会减少，却要面临更多的风险，那么年轻人对未来就会失去希望，从而引发社会问题
收入差距容忍度
收入差距不可能完全消失，那么社会矛盾的核心点就在于大众对于收入差距的容忍度了
计划经济的时代，虽然有的人在农村干活，有的人在城镇单位上班，实际上大家收入是差不多的，那么就会有希望感觉自己也是有机会的，在经济增长飞快的时候很多人下海经商，特别是某个同村的人下海经商后发达了，即使收入差距变的很明显，但是大家在羡慕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如果也去下海，也能赚到这些钱只不过自己没去而已
因为之前大家是「一样的」，然而同样的情况在美国就被街上了人种肤色的标签，逻辑就变成了我们开始就不一样，所以收入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是无法改变的，导致种族冲突严重。
家庭观念也会影响收入差距容忍度，如果自己的孩子可以比自己发展的好，那么生活就有希望，对于和别人的收入差距也是可以容忍的，毕竟还有未来，如果孩子没有未来，那么注意力就会放在贫富差距上，凭什么你们可以过上好日子
总的来说，经济发展速度确实是贫富差距矛盾的影响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大众对自己的未来和孩子的未来有没有希望才是更重要的因素，同时这种不平等需要国家政策来引导先富带动后富来解决，市场经济不存在什么神奇定律自动降低收入不平等问题
小结
城市化从乡镇企业崛起，到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上马，农民工进城，再到十八大以人为本，整个过程核心的动力就是工业化水平，也正是因为加速推进工业化发展，规模效应提升竞争力导致沿海城市产业链聚集，经济发展水平高，这种以土地为杠杆撬动资本透支未来发展现在的模式使得地方政府和居民都背上的沉重的负债，不均衡的发展模式也带了的各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和制度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马，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债务带来的风险，如何解决呢，看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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